上海吉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公司起名怎么起比较好？

如何快速地给企业品牌策划出好名字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误区，其实起名无需太多的字，比如像：徐福记、王老吉、哇哈哈等等，既方便记忆，有朗朗上口，这样简短有力、寓意美好的名字才是好名字。
今天就来总结一些方法，让大家在给企业或品牌取名字时，能少走几步弯路。
1、专用字取名法
中药店用的“堂”字，犹如仁堂、蔡同德堂等；西药店用的“房”，如华美药房、冠心药房等；西餐馆用“社”字，如华美西餐社、德大西餐社等。此外，还有著名的“德云社”。
2、吉语取名法
“兴”、“隆”、“源”、“茂”、“发”等字在旧时的店铺的招牌上常常出现，这是旧时生意人喜欢讨个吉利，讲究口彩，如老字号月盛斋开办于1775年，店名为“月盛斋”，就有“月月兴盛”的意思；此外，还有老牌的老字号酱料企业“槐茂”。
3、姓名结正当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中国的傻子瓜子都属于此类取名方法。
4、雅字取名法
由于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上有一种重文抑商的观念，于是一些商人把商业性场合也定名为像文人的书斋一样，如“斋”、“阁”、“轩”、“居”、“园”等。
5、俗语取名法
俗语较为民间口语化，运用俗语定名的企业公司，其名称能被大多数的公众所接受。著名的王麻子、狗不理等都属于俗语取名。
6、谐音取名法
一位上海老板郁屏翰给他的药店取店名为“郁良心药店”，从语音上刚好与“有良心”谐音，就让公众感觉老板做生意不赚昧心钱的诚意。
7、自夸取名法
运用自夸的方法来取名，给自己增添信念，给对手施加压力，给公众以信任感。如上海精益眼镜公司，意义在于公司从各方面能做到精益求精。
8、标志取名法
标志定名法主要是以品牌策划的实物为标志，来突出企业公司的明显特性，而今在国际上已发展成了CIS的一部分，著名的黑猴儿帽店就是将一只木头黑猴做成店门，来表明其历史传统性，用以区别于另外帽店。
9、品牌取名法
品牌策划定名，一般是指公司企业创造出了名牌产品今后，再用自己的品牌名作为公司名称的，如上海从前的绿宝金笔厂、上海凤凰自行车公司都是以各自的品牌产品“绿宝金笔”、“凤凰”来取企业名的。
10、求洋取名法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人愿意接受国外的东西，用为公司取名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从品牌策划专业角度总结来看，按照一定的方法来给企业和品牌取名字，就摆脱了冥思苦想而不得的烦恼，可以快速取出名字。

2、上海新天地有什么好玩的

上海新天地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推荐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甜品店Lady M、石库门、新天地广场。

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这里进驻了多家有特色的商户，不仅可以吃到来自台湾的中式料理鼎泰丰，还有每次都需要排队的小山日本料理，更有来自意大利的马上诺匹萨以及歌蒂梵巧克力饮品店。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餐饮场所外，这座充满现代感的玻璃幕墙建筑物，汇集了如VeraWang的中国首家旗舰店、明星潮人店阿信的StayReal、林俊杰的Smudge和罗志祥的Stage等知名潮店，更有美食广场、UME新天地电影院以及一站式的健身中心。

Lady M号称是纽约最好吃的蛋糕，据说在纽约、香港、新加坡的店总是拍着长龙。我以前只是有所耳闻，没有吃过，这次偶遇，不能错过。号称最好吃的怎么也得尝尝。Lady M最出名的就是千层蛋糕，一层经典法式可丽饼+一层淡奶油循环制作，每一块蛋糕都至少有20层可丽饼，丰富的层次感和浓郁的口感，打造了与众不同的千层蛋糕。堂食要排队，我懒得排队，直接进店买了打包带走。不喜欢排队的可以像我一样打包。

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离不远就是中共一大会址。很有历史感但同时又兼具现代感，很多老外来这里喝酒聊天吃饭聚会，享受生活!很多中国游客是来看老外的。很小资，咖啡厅，家居... 应有尽有。里面的猫空和气味图书馆我很喜欢，但是开的店铺都略小，田子坊有更大的。Stayreal好像是阿信开的店，蛮多五月天迷会去买东西。地下的城市超市蛮不错的，基本上都是进口货，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是值得一去的。

新天地广场聚焦女性社群，通过独具匠心的外观设计、潮流前沿的业态引入以及打破传统的体验营造，在满足生活品质的同时，打造一个引领女性全方位探索和诠释自我，发掘女性能量，拥抱多元色彩的社交空间。此次新天地广场由国际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UNStudio操刀设计，在外观设计上，以B1直达顶层的挑空设计和玻璃幕墙打造通透感。在动线设计上，主推三首层概念，把客流引流至三层，同时在淮海路下挖打造下沉式开放广场，将客流自然引入商场。

3、宋庆龄的两个故事(主要内容)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4、熊飞集团有建筑资质吗

建筑资质分为三个序列，分别是：施工总承包序列（12项）、专业承包序列（36项）和劳务分包（不分等级和专业）。建筑资质新设立申请必须是从本专业资质的最低级开始申请。那么下面小编将资质新设立的整个过程按照先后步骤给大家列出来。
第一步：明确公司预申请的资质项，研究相应专业的资质标准，确定所申请资质项标准所要求的人员证书专业和数量。
第二步：组织统计公司现有人员证书专业和数量，确定实际人员证书与标准要求的差距。
第三步：通过兼职挂靠，人员培训等方式补充所缺的人员证书，并将所有人员录入公司社保系统。
第四步：购买和开通企业版“密码器”及建委资质申请后台。并办理建造师预注册手续。
第五步：整理企业相关综合资料和所有人员证书信息资料，统一按照“资质申请后台系统”要求的标准格式将所有扫描件上传。
第六步：完善填写后台信息，并生成卷宗下载打印。
第七步：社保局打出所有人员的社保证明单，并按照顺序附在所打印出的纸质材料中。
第八步：完成所有资料的签字盖章工作，并封胶成册。
第九步：收集所有上报材料的原件，带着上报材料到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区建委核验原件。
第十步：纸质材料正式受理，后台系统点击上报(个别区县建委需要在材料受理前约谈企业法人和技术负责人）
第十一步：区建委正式受理后一般情况下会在20个工作日之内审查完结，同时系统会将审查结果以短信的方式告知企业资质申报人员。
第十二步：再收到通过的告知短信后确认好企业信息，去申领资质证书（一正一副）

5、d3651动车途经哪些高铁站？

D3651次列车，南宁东至福州南，途径站点及时刻见下图

6、2004年7月份的别克商务GL8，无事故，车况特别好，不知道值多少钱。

大概值9万左右吧 这车贬值太快

7、香港名字的由来、历史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汉。1 9 5 5 年发现的李郑屋古墓，可以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香港便已有人居住。
唐朝时候，青山（屯门）一带，已有很多中国人居住，当时的青山，是一处颇为繁盛的港埠。并有唐朝驻军，保卫珠江的入口，外国来的船支，必须经过青山，才可转去广州。
宋朝时，一位官员邓符协被派到广东做官，经过青山，很喜欢此地，于是，在任满后，和家属定居于锦田山谷，建立了一个村落，称为“北围”。他的子孙后来又建立了“吉庆围”。

清朝时候，清兵于1 6 6 2 年派兵到现在的新界，并命令乡民留辫。香港在清朝时，一直在对外通商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香港在地理上与广州唇齿相依，而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

英国在后来的对华贸易中，发现香港的重要性，认为如能据为已有，将对其扩大对华及其他远东诸国贸易，有极大好处。因此，在1 8 4 1 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要求战败的中国清政府割让香港。

在英国占领香港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岛上南部的赤柱、大潭笃和石排湾，东部的阿公岩，水井湾等，有一些渔民居住。其他黄泥涌、灯第洲、七姊妹等几处，则有一些小村湾，当时，岛上的居民约3000人。

《1 8 9 8 年，是香港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香港的边界，从北九龙再向北推进至深圳河岸，西至后海湾，使香港行政区的面积扩大了十倍。

1 8 9 8 年，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清朝朝政腐败，任人宰割，英国政府乘机向清廷提出租借新界。当年6 月9 日，英国驻华公使宾纳乐和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专条”，英国以租借为名，取得了新界，为期9 9 年，7 月 1 日生效。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在香港居住。在新界和大屿山不少地方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的遗址。唐朝开元廿四年，香港属于循州。设立屯门军镇[1]，派员2000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当时军队屯驻在今天的屯门，该区因而得名。及由于大步一带海面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公元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明清两朝采珠事业时禁时驰，但仍不能回复至五代十国时的昌盛。

香港自唐朝至清朝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止，香港的沥源，大奚山沙螺湾的土壤适合牙香树生长，所以种香及产香也慢慢发展起来，据考证明朝时由东莞南部、新安全境（包括香港）所有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经陆路运至尖沙头的香埗头（运香树制品码头）用小艇到石排湾，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至广州，再用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市，再沿长江输往苏杭销售。公元1662年清朝为防犯沿海居民接济及明朝遗臣郑成功反攻，遂下迁海令，使种香及产香大受打击，即使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复界，亦难复旧观。

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香港的命运。

【地名来源】

关于香港的地名由来，有这样几种说法：
说法一：香港的得名与香料有关。宋元时期，香港在行政上隶属广东东莞。从明朝开始，香港岛南部的一个小港湾，为转运南粤香料的集散港，因转运产在广东东莞的香料而出名，被人们称为“香港”。据说那时香港转运的香料，质量上乘，被称为“海南珍奇”，香港当地许多人也以种香料为业，香港与其种植的香料一起，名声大噪。不久这种香料被列为进贡皇帝的贡品，并造就了当时鼎盛的制香、运香业。后来香料的种植和转运逐渐式微，但香港这个名称却保留了下来。
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幻彩咏香江) 说法二：香港是一个天然的港湾，附近有溪水甘香可口，海上往来的水手，经常到这里来取水饮用，久而久之，甘香的溪水出了名，这条小溪也就被称为“香江”，而香江入海冲积成的小港湾，也就开始被称为“香港”。有一批英国人登上香港岛时就是从这个港湾上岸的，所以他们也就用“香港”命名整个岛屿。直到今天，“香江”仍然是香港的别称。
说法三：因“香姑”而得名。据说，香姑是一位海盗的妻子，海盗死后，她就占据了这个小岛。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小岛以她的名字为名，称之为“香港”了。
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但可以大致肯定的是香港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明朝，它最初是指当时香港岛上的一个小港湾、小村落，后来才扩大为对整个岛屿（香港岛）的称呼，最后到了19世纪初，才成了当时被英国殖民者占领的整个地区的统称。
[编辑本段]【地理气候】

【地理概况】

香港位于东经114°15′，北纬22°15′，地处华南沿岸，在中国广东省珠江口以东，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内陆地区，以及262个大小岛屿（离岛）组成。香港北接广东省深圳市，南面是广东省珠海市万山群岛。香港与西边的澳门隔江相对61公里，北距广州130公里、距上海1200公里。此外，香港的地每年都会下降3厘米。
香港三大部分的面积分别是，香港岛约81平方公里；九龙半岛约47平方公里；新界及262个离岛约共976平方公里，总面积约1104平方公里，略大于上海市的六分之一，及仅大于全中国面积的万分之一，土地和水域的管辖总面积2755.03平方公里，水域率59.9%。香港的已发展土地少于25%，郊野公园及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多达40%。

【香港气候】

香港属亚热带气候，夏天炎热且潮湿，温度约在26~30℃之间；冬天凉爽而干燥，但很少会降至5℃以下。五月至九月间多雨，有时雨势颇大。夏秋之间，时有台风吹袭，七月至九月是香港的台风较多的季节。香港平均全年雨量2,214.3毫米，雨量最多月份是8月，雨量最少月份是1月。

【资源物产】

受自然环境的限制，香港自然资源匮乏。香港食用淡水的60％以上依靠广东省供给。矿藏有少量铁、铝、锌、钨、绿柱石、石墨等。香港邻近大陆架，洋面广阔，岛屿众多。有得天独厚的渔业生产的地理环境。香港有超过150种具有商业价值的海鱼 ，主要是红衫 、九棍、大眼鱼、黄花鱼、黄肚和鱿鱼。香港土地资源有限，林地占总面积的20.5％ ，草地和灌木地占49.8％ ，荒地占4.1％ ，沼泽和红树地占0.1％，耕地占6.7％ ，鱼塘占2％ ，城郊区建设发展土地占16.8％。农业主要经营少量的蔬菜、花卉 、水果和水稻，饲养猪、牛、家禽及淡水鱼，农副产品近半数需中国内地供应。

【行政区划】

香港行政区划香港粗略可分为香港岛、九龙、新界东、新界西四部分，详细一点则可以分为18个区（和大陆不同，这些区都是非政权性地区组织）
香港岛：中西区、湾仔区、东区、南区
九龙：九龙城区、油尖旺区、观塘区、黄大仙区、深水埗区
新界东：北区、大埔区、沙田区、西贡区
新界西：元朗区、屯门区、荃湾区、葵青区、离岛区
（限于篇幅，无法详细介绍，请自行打开词条链接）
[编辑本段]【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当年解决香港问题的创举，也是香港持续繁荣的基石。香港拥有自己的标志，也就是区旗和区徽，同时香港也拥有与中国内地有别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

【香港的区旗和区徽】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以红色作底色，红白两色象征一国两制，中央有一朵五星花蕊的白色洋紫荆花图案，洋紫荆是香港的象征，盛放的洋紫荆象征着香港的繁荣，红色的背景象征着香港永远背靠祖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是代表香港的徽章。区徽模仿香港区旗的设计，内圆有一朵白色洋紫荆花，红色底色。外圈为白底红字，写有繁体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英文HONG KONG（香港）。

【社会经济】

香港在回归后保持自己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运作模式，香港有独立的司法制度，香港发行和流通自己的货币港元，独立发行邮票（邮票的标记是“中国香港”），在国际体育比赛上，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国际体坛的盛事。香港以独立的身份“中国香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和很多其他国际组织。香港运行自己成熟的财政和金融体系，也有自己的出入境政策。截至2007年年底，全世界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或居民可以免签证进入香港。

【回归十年】

在2007年，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十周年。十年里香港稳步发展，依然是“东方之珠”。十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市民一起，战胜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型肺炎等一系列的困难，经济得到稳定、恢复和发展，民生得以改善。回归十年的时刻，香港经济强劲增长，2006年新股上市的集资额更超越纽约，仅次于伦敦。十年前，国际社会曾忧虑香港前途。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曾刊登《香港已死》的文章，预言香港在回归后将日渐衰落，但2007年6月28日发行的《财富》杂志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公开发表文章，坦诚当年的预言完全错误。
十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不断稳固和提升。国际上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待遇的国家和地区数目，由刚回归时的四个，增加到2007年六月时候的134个，但香港政府为此做出了大量努力，香港游客说服欧盟给予香港特区护照免签证待遇花了四年时间，说服日本给予免签证待遇更花了长达七年时间。十年来，香港与内地的交流继续不断加强。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通婚的数目，2006年与1997年相比上升了七倍，而香港女性居民嫁给内地居民的数量十年间上升了八倍。
回归后的10年，香港经济结构已明显转型：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2006年的3.5%。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78.8%上升至87.4%。在1997~2006年期间，香港所有服务业的净产值平均每年实质增长2.4%。10年中，香港就业人数持续从制造业转往经销贸易业、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以及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编辑本段]【宗教民族】

【人口与人口结构】

香港总人口680万（2009年年中），包括约21万名流动居民，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20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市区人口密度平均高达每平方公里21000人。香港的人口绝大多数为华人，大部分原籍广东，主要说广州话（粤语），但英语很流行，说潮州话和其他方言的人也不少。新界土著居民很多说客家话。近年普通话甚流行，一般机关和机构也鼓励应用。居于香港的外籍人士数目相当多，共有约517560人，人数最多的国籍首三位如下：菲律宾（130810）、印尼（114020）和泰国（28360）。大部分香港人都住在高楼大厦，因此香港在高人口密度的同时，仍然能保留大量未开发的郊野土地。
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香港本地人口都是女多男少，女性居民的数字多于男性居民，而且这个差距在继续拉开。在2007年，香港居民中52.5%是女性。在2008年年底，香港人口突破700万大关，香港在2008年的出生率达千分之11.3，创过往13年来的新高，婴儿出生人数更是1983年以来最多，但2008年中国内地孕妇前往香港所生婴儿占当中的42.7%，扣除这个数字，2008年香港本地妇女的产婴出生率仅为千分之6。
香港的出生率在全世界225个国家及地区中是最低的，1990年代以后，每一千人中只有6至7个新生婴孩，每名香港妇女只出生0.91个婴孩，再加上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人口将越趋老化。估计到了2033年，香港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有27%，相对2003年的11%，这是一个极高的人口老化增长率。这些发展影响到香港政府今后的城市发展规划。

【劳动人口】

截至2005年12月，全港劳动人口360多万人，其中男性占55.2%，女性占44.8%。大部分就业人口（85.3%）从事服务行业，其中从事批发、零售、进口与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的占34.4%；运输、仓库及通讯业10.5%；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15%；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26%；从事制造业的只占5.3%

【宗教信仰】

世界各大宗教在香港几乎都有人信奉。华人主要信仰佛教、道教。香港寺院共有360多间，公共庙宇有40座，天后庙宇24座，1841 年已设罗马天主教香港特别行政区主教传教区。1991年，香港天主教徒约有25.8万人 。天主教会在香港办有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中心。基督教1841年传入香港 ，现已有50多个宗派，信徒28.5 万人。它在香港也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中心等机构。其他宗教还有：伊斯兰教教徒约5万人 ，其中半数以上是华人，印度教教徒约1.2万人；还有少数锡克教和犹太教徒。
[编辑本段]【语言文字】
目前香港的法定语文（不称作“官方语言”）是中文和英文，而政府的语文政策是“两文三语”，即书面上使用中文白话文和英文、口语上使用广州话（俗称广东话或粤语[1]）、普通话和英语。香港华裔人口中主要使用广州话，而非华裔人口则多以英语作交际语。香港大部分居民都并非本地原居民，从中国内地、以至世界各地迁居的人，都会把自己故乡的语言带到香港。另外香港文化也受世界各地的潮流所影响。因此，在香港所听所见的语文远不止广州话和英语。
由于中国内地推行简化字的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香港最普遍使用的汉字书体是繁体中文。
随着香港人与中国内地交流日益频繁，香港人普遍认识常用的简体字。市面上也不难看见为外地旅客而制作的简体字标语和指示牌。部分学校容许学生在使用中文作答的功课及考试中，使用简体字作答。考评局也容许学生在公开考试中，使用合乎国家规范（即在1986年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所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
[编辑本段]【经济金融】

【经贸概况与国际地位】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除了烟、烈酒和动力用的燃油（汽油、柴油等）之外，香港不对其他进口物品征收关税。香港的经济素以自由贸易、低税率和少政府干预见称。香港连续多年获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和组织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利民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的典范。香港是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的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地区贸易中心，拥有邻近很多国家和地区是不可替代的优越地位。时至今日，香港已成为世界第11大贸易实体。以吞吐量计算，香港的货柜（集装箱）港口更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口之一。以乘客量和国际货物处理量计算，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以对外银行交易量计算，香港是世界第15大银行中心。以成交额计算，香港是世界第六大外汇交易市场。以市值计算，香港股票市场是亚洲第二大市场。
香港是亚太地区的交通、旅游中心之一。公共交通系统以铁路、小轮、公共汽车等组成的运输网，几乎伸展到港内每一角落。香港是重要的国际商港，航运业发达。与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60个港口有航运往来，形成了以香港为枢纽，航线通达五大洲、三大洋的完善的海上运输网络。从香港到世界各地有20多条航线。香港也是进入内地经商和旅游的大门。2005 年，香港居民返回内地的次数约6270万人次，外地旅客经香港进入内地的次数共400 万人次。每日有128 班轮船、约100 班航机、超过400 班列车及40 200 架次的车辆穿梭香港和内地。
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之一，金融机构和市场紧密联系。政府的政策是维持和发展完善的法律架构、监管制度、基础设施及行政体制，为参与市场的人士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持金融及货币体系稳定，使香港能有效地与其他主要金融中心竞争。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北美洲与欧洲时差的桥梁，与内地和其他东南亚经济体系联系紧密，又与世界各地建立了良好的通讯网络，因此能够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外，资金可以自由流入和流出香港，也是一项重要的因素。
香港是全球第十一大贸易经济体系、第六大外汇市场及第十五大银行中心。香港股票市场规模之大，在亚洲排名第二。香港也是成衣、钟表、玩具、游戏、电子和某些轻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出口总值位列全球高位。
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与中国内地及亚太其他地区关系密切；是亚洲最多国际公司设立地区办事处的城市，香港也是受旅客欢迎的旅游地点之一，也是举办国际会议及展览的热门地方。在2005年，香港是全球第十一大服务出口地。与服务贸易有关的主要行业包括旅游和旅游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运输服务、金融和银行服务及专业服务。

8、上海新天地有什么好玩的？

新天地最好玩的景点当然是“中共一大会址”，就身处新天地之中，走过热闹的商店、食肆，一转身可能就来到了一大会址。翻新的石库门弄堂房子，曾经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居所，现如今各种商业鳞次栉比。

新旧、中西在这里融合，与中共一大会址一墙之隔，也是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巨变，不禁令人感慨唏嘘。中共一大会址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凭身份证可免费参观。说到石库门老弄堂，新天地还有一处“屋里厢博物馆”值得一去。博物馆保留了老上海风格的居所环境，展现了过去的上海市民生活场景。

说到好吃的，新天地种类繁多，中端高端，中式西式都有。比较有特色的推荐一家“上海滩餐厅”，听名字就知道挺适合游客打卡的。也开了好多年了。餐厅装修风格现代摩登，但又融入了许多中式元素&民国风，传统与现代结合，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餐厅菜式有不少本帮江浙特色，也融入了一些粤菜西餐风格。摆盘100分，很精致，口味85-90分，价格当然不便宜，人均300+。

9、上海人余秋雨

余秋雨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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