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汽车维修

1、禹作敏事件的落马事件

1992年11月，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为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又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4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这里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女）等，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养殖场场长宋宝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禹作敏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对田宜正的“审讯”。当61岁的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时，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随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这还没完。“审讯”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非法审讯后又被关押达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后有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为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警棍击、皮鞭抽。
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在“审讯”侯洪滨时，看到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拿来5000元予以奖赏。
12月13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年来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
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7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
晚上10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可这并非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在纠集一伙人把刘金会一顿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
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便大动拳脚。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活活打死。
案发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凶手还是全部落入法网，都被判了刑。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为凶手的家属募捐，召开大会声讨已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在这种情况下，刘玉田的3个儿子先后被迫设法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为所欲为。在外地来的参观者面前，禹作敏有时也同样显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
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由分说，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
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逞后，便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殴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
程钢也数次遭到围攻毒打。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在派人带程钢去看由周克文等人伪造的现场后，禹作敏对程钢说：“写个材料表示道歉，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3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程钢不写，又遭毒打。
这天，27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
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
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来到禹作敏家中。禹作敏生平照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于是，一起残暴殴打长达7个多小时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轻描淡写地谎称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个人。
放下电话，禹作敏又说：“那么多人（指参与“审讯”殴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他的话一出口，刘永华立即心领神会，返回万全公司进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经过以一个新的“版本”出笼了。于是，匆匆赶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7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 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把故事编得更为“圆满”，李振彪又匆忙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与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指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清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
然而，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无疑等同于以纸包火。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云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
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几个打人凶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
消息汇报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扣人！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
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带来两名带队的公安干警。他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什么？”“为什么没通过党委？”“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于11时许放人。这时，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达13个小时。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危福合的家属立下保证：“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1993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四人回家过年。从这时开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条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 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
在会议室里，他跷着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当天下午，禹作敏又诬称“集结了1000多部队”，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一时间大邱庄谣言四起。
事实上，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
可是，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罗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
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这一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党委成员。
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
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
大会之后，大邱庄局势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头，情绪激烈；一些人则冲进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要求大邱庄党委，必须在19日18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17时，才勉强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
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
因两边豪华轿车的“夹道欢迎”和数千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出笼了。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 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据目击者说有1700多人），一些群众看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面对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屡屡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处工作进展不大，以禹作敏为首的大邱庄党委对执法机关的工作横加阻拦的情况，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
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
在2月20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3月14日，刘永华又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16万元。
从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绍政还先后四次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
在与执法机关的对抗中，禹作敏下的赌注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自以为这些犯罪事实被掩盖得天衣无缝，更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
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800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3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4月21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到7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两案依法分别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10日和11日及8月23日和24日分别对两案进行公开审理，并于8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
8月24日下午，在法庭的公开审理即将结束时，按照审判程序，禹作敏作最后陈述。他说：“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经过两天来的法庭审理，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
在讲到他的犯罪根源时，他说：“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后悔莫及：“因为我的犯罪，导致大邱庄一批人犯了罪。”

2、天津市静海县哪家汽车电器修理厂技术比较好？

静海县大邱庄陈大公路口有一家维修汽车电器的，特别专业，技术也比较高，老板还很实在，服务态度不错，在静海比较有名气。

3、大邱庄最近得米其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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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津静海 宝坻哪个地方好

静海
虽然这两个地方都在四郊五县之列，但是静海经济发达可是在全国出了名的！！
静海有个大邱庄，那的每家农户都有一辆汽车一栋别墅，比起我们市里的都要有钱好几倍…………因此那里自称：中国天津市大邱庄，连静海县都被越了过去
而且静海离北京较近。而宝坻的发展则相对来讲缓慢，环境也不如静海。
总之，个人认为静海要好于宝坻

5、如何看待大寨建大庙，是否违背大寨精神

其实是当时记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

自杀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庄的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毛泽东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

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邓小平、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从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邓小平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

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禹作敏自称是邓小平的“好学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毛泽东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禹作敏多次希望邓小平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

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

“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

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

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

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

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

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儿媳妇说。

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

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

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

乡村的未来

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

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邓小平、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6、天津市宇虹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怎么样？

天津市宇虹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是2004-05-19在天津市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白公坨村东头。

天津市宇虹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1202237612727210，企业法人陈俊奇，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天津市宇虹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橡胶气囊、水囊、胶管加工制造；汽车轮胎维修。（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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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津市静海县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009年工作回顾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人员提出意见。
2009年是奋力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困难之年,也是赢得挑战、完成繁重任务的胜利之年。这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政府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和依靠全县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实施县委“一三四三五”工作部署和“三年倍增计划”,扎实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上水平”各项工作,全面加快“崭新静海”建设进程,圆满完成了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静海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呈现出新的积极变化。
(一)全力保增长,整体经济逆势而上实现新跨越。从2008年底至2009年初,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宏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迅速波及我县钢铁、有色金属、外贸出口等一大批重点行业和企业。对此,我们紧紧抓住保增长这个核心,及时提出了审时度势、化危为机、共克时艰、弯道超越的理念,在全县上下迅速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我们紧紧抓住国家和市应对危机的各项政策机遇,适时提出了“三抢四争”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举措,广泛开展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创造了经济发展各领域主动而为、拼搏进取的良好局面;我们顺势抓住年度中期的企稳向好势头,部署了打造崭新静海的“三年倍增计划”和八大攻坚战役,进一步提振了全县加快发展的信心;我们强化领导工作体制,成立县级领导挂帅的“十部两组”,亲力亲为一线工作法,形成了一套困难情况下强力推进工作的有效机制。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对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半年双过半、全年好于上年的要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8亿元,增长20%。财政收入28.3亿元,增长3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155.9亿元,增长84.5%。农民人均纯收入9968元,增长10.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3亿元,增长21.1%。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4%。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市前列。
(二)科学搭框架,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开拓新空间。我们坚持以规划为引领,瞄准国际国内先进理念和一流水平,开展了我县覆盖面最大、科学性和操作性最强的规划编制工作。《静海县城乡总体规划》获市政府批准实施,《总规》搭建了“一轴一带两城三区六园”的县域空间架构,确立了建设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区、区域物流中心、生态宜居城市的定位。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涉及城市发展、园区开发、小城镇建设的22个总体规划、9个控制性详细规划、21个专项规划和3个产业规划。“两城三区六园”规划覆盖面达到725平方公里,占县域面积的51.2%;其中,工业园区覆盖345平方公里,城市及服务业建设覆盖280平方公里,农业园区覆盖100平方公里,为静海未来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及城市化建设极大地拓展了空间。构建了适宜建设区、协调建设区、控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四大功能性区域,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科学合理的县域规划体系。规划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按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开始成为全县的共识。
(三)强势上项目,结构调整区域开发积蓄新动力。我们把抓载体、上项目作为调结构、促开发的重要抓手,全年新改扩建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731个,总投资完成155.9亿元,一产项目54个,投资5.3亿元;二产项目513个,投资83.8亿元;三产项目164个,投资66.8亿元。其中,路、桥、水、电等基础设施项目127个,投资44亿元。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拉长产业链和产品升级推进存量调整,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完成技改140项,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产品被淘汰。通过引进高端项目推进增量调整,汽车配件、健身器具、食品药品、再生资源、现代物流、星级酒店等新兴行业迅速兴起。设施农业和林下经济成为现代农业的主体;工业、服务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区域经济结构日趋优化。县经济开发区滨海汽车配件、环保电镀、高新科技以及大邱庄高档金属、唐官屯铁路物流、静海镇农产品和建材物流、蔡公庄乐器、双塘高档五金、中旺喷涂铸造等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功能区加速形成。西部地区开发步伐加快,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完成投资6.6亿元,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动工兴建,子牙示范小城镇试点顺利启动。林海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完成基础设施投资9000万元,引进各类项目15个;林地面积发展到6.5万亩,林下经济和设施农业1.15万亩。“两城”开发建设全面提速。静海新城实施了11个商贸住宅项目,完成6条市政道路改造及部分供热、供气、绿化工程。团泊新城实施项目24个,全年完成投资28.5亿元。其中,9个项目如期竣工,团泊新桥、北华路、三大体育场馆、奥特莱斯商业广场、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团泊示范镇等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仁爱团泊湖国际休闲博览园通过国家4A级旅游景区验收。
(四)迎难抓创新,有效破解发展瓶颈激发新活力。面对引资难、融资难、用地难,我们下大力解放思想,把改革创新作为化解难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引联推招聘多策并用,创新招商引资机制,与全市80多个实力单位建立对接联系,包装推出了一批产业项目,诚聘了上百名政府招商顾问、招商局长,建立了园区专业招商队伍,全年引进内外资项目119个,实际到位62亿元,利用外资6387万美元,“投资洼地”效应凸显。坚持资源整合资本运作,创新投融资体制。在全市率先完成城投公司的组建,注册资本金达21亿元,总资产超过150亿元,中小企业担保中心运行良好,开辟了政府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新通道。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控,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资项目决策管理机制,确保每笔贷款融得进、管得严、用得好、还得上。创新用地管理机制,探索了“征转分离”的土地征用办法,既确保了征地农民利益,又确保了项目用地。大力发展注册经济、总部经济,引进登记注册企业106家,实现税收4.3亿元,有效培育了新税源。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大提速,创新软环境,“三减一压”工作全面落实,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五)着力保民生,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实现新改善。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用于民生的财政投入3.8亿元,促进城乡公共财政全覆盖和公共服务均衡化,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全面推进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对60岁以上未纳入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发放生活补助金,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下大力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新建10个集中供水厂、4个单村供水工程和1个集中除氟降盐供水站,全县325个村、39.8万人喝上了安全水。乡村公路大修160公里,新建城镇住宅315万平方米。城乡低保标准和覆盖面得到新提高。为75户残疾家庭危漏房屋进行了翻建改建,为814名贫困残疾人发放生活救助金。新增城镇就业6071人,安置下岗失业人员1610人,全县累计非农从业人员达到24.7万人。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达156家。持续推进“四绿”工程。完成造林绿化14.2万亩、1176.2万株,森林覆盖率提高6.7个百分点。完成13个综合文明生态村创建任务。大邱庄、子牙重点区域污染治理得到加强,104国道沿线企业专项治理成效显著。关闭取缔11家小造纸厂和27家电镀企业。大邱庄清源、县城华静等6个污水处理厂建设改造工程如期推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大邱庄、双塘镇获得市级卫生镇称号。
(六)统筹促和谐,社会事业稳定发展开创新局面。我们注重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和谐静海建设。教育水平继续保持全市前列。新建扩建5所中小学,加固维修34所学校,完成35所学校现代化达标建设,农村教学点撤并工作基本完成。18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妇儿健康行动计划稳步推进。县医院、大邱庄镇医院、独流镇医院扩建工程进展顺利,45所村街卫生室实现达标。7个乡镇文体活动中心完成主体工程。人口和计划生育继续保持低生育水平。国家级食品安全示范县通过验收。安全生产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批信访积案得到妥善解决。“平安静海”建设深入推进,社会稳定,治安状况保持良好。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扎实推进。民族、宗教、侨务、档案、审计、监察等工作得到加强。妇女儿童、老龄及双拥、人防、民兵预备役等工作取得新成绩。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议案办结率达到100%,满意率达到98%以上。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局面,我们临危不乱,逆势而上,保持了强劲的发展态势,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全县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全县人民,向给予政府工作大力支持的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所有关心支持静海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过去一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政府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开展工作,以饱满的热情和必胜的勇气推进工作;必须把开拓创新作为强大动力,打破常规,锐意改革,不断为长远发展拓展空间、注入活力;必须坚持不懈改善保障民生,努力使全县人民及时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综合实力不够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繁重;“两城三区六园”规划管控力度有待提高;环境污染和市容环卫整治的任务依然艰巨;群众生产生活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大;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8、天津市静海县恒渊工贸有限公司怎么样？

天津市静海县恒渊工贸有限公司是2002-12-24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位于静海县大邱庄镇李八庄村。

天津市静海县恒渊工贸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120223744035054L，企业法人王洪来，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天津市静海县恒渊工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卷板加工；金属材料、橡胶制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批发零售；缆轴制造、销售；木制品加工；通用机械设备制造、维修；钻机车制造；探矿机械设备零配件加工；汽车配件销售；劳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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